我这个人很笨，先天性的笨，记忆力差且反映迟钝，与朋友交往多年，老是张冠李戴，在路上见面不敢打招呼；到超市购物，总是找不到出口，不得不反复兜圈子；工作期间最害怕上级的电话通知，搁下电话后，不是忘了开会时间和地点，就是忘了会议主题，闹了不少笑话。这一切，在年轻的时候不敢说实话，怕丢了饭碗，评不上职称，拿不到奖金等等。现在都是八十多了，该“入土为安”了，还怕什么？说点实话吧。
　　解放的第二年，我14岁，虚报两岁混进本县师范学校的短训班，遇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好老师。他经常在课后给我们念中外名作，特别是前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爱上了读书和养成了自主阅读的习惯。从此我由朦胧少年变成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知道了炼“钢铁”的方法。只是，我根据笨人的实际情况打了折扣，正常人一年可以做好的事情，我愿意花五年、十年、二十年，我不计较时间，只追求达到目的；聪明人是恨铁不成钢，我是不成钢也要成铁。
　　半年师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乡村小学教书，学生们对我这个又矮又错别字连篇的“照本宣科老师”，一点也不感兴趣，于是我想起了师范学校老教为我们读书的愉快生活，也在课余时间为我的学生念书，念《儿童时代》，念《神笔马良》、《果园姐妹》，念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和格林兄弟的民间童话。不久，我发现学生们对我的课外阅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平时下课铃一响就往外溜，现在下课铃响了还赖着不走，要我“念完了再下课”。从此我调整了教学方针，减少照本宣科内容，多读与课文相关的经典儿童文学。为了充实自己，我从乡中心校借来马卡连柯的《教育学》、《教育诗篇》和《父母必读》等书，日以继夜地恶补，三、四年后，竟然提高了教学质量，别字老师变成了学生们的“大哥大”，随时享受弟妹们从嘴里省下来的好食品。
　　可惜，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那一年，我不知不觉学会了川剧“变脸”，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从此告别了我深爱的学生，离开了灵魂工程师的讲台。
　　我被下放到农场，在一只小木船上当纤夫。船上工作艰苦而且危险，被称为“死了法有埋”的人，与煤矿工人“埋了没有死”成为一对。但是，船工有较多的空余时间，可以满足我读闲书的愿望。不能夜航的木船晚上还可以上码头看戏。这使我歪打正着成了个三流剧作家！
　　1978年恢复工作后，县文化馆需要文学、戏剧人才，我有幸成了编辑和辅导教师。第二次成了教师后，我没有忘记孩子们，每年“六一”期间，我都要借用编辑的权力，组织本县作者为儿童贡献一个“儿歌、故事专版”。我组建的一个儿童文学研究会，至今仍活跃于全国儿童文学队伍之中，有的人还成了著名作家。。
　　八十年代后，我的两个女儿先后降生，我又用老师教我的读书方法，每天给她们念书，到上小学的时候，发现她们都在不知不觉中认识了1500多个常用字，而且已养成了读书习惯，宁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读书。
　　1996年，我偶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记者吉姆·崔利斯写的《朗读手册》，发现他的读书育儿方法几乎与我的经历完全相同。他的两个孩子在上学以前就“不知不觉认识了很多字，学会了自主阅读”。我的孩子也是这样，大女连跳三级上了小学，小女入学前已在北京、上海发表多篇诗书画作品，11岁时她自编自绘的童话书《小猫巴比》在多家报刊中连载和选载……我决心写一部中国特色的《朗读手册》，以实现我的读书的家庭教育梦想。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就是一座智慧的宝库，不但有好听的故事和丰富的知识，可扩大儿童视野，而且有真善美的榜样，既能传递爱心，又能陶冶情操，促使他们建康成长。
　　可是，由于笨、学识浅和工作忙等关系，我的《朗读手册》始终停留在梦境阶段。
　　1999年退休后，我有了较充沛的时间，想把梦幻变成现实，但我这块没炼成钢的锈铁，有些信心不足，为了接受监督，11月20日，我在《重庆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退休宣言》：
　　“……我将以两年时间完成儿童文学研究生课业，一则是圆我想上大学的梦，二则是希望通过系统学习提高自己，写一两部对孩子们有益又有趣的书，完成我当教师时就萌发的家庭教育梦想……”
　　当时我已经参加了浙师大学蒋风教授的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学习，两三年后顺利完成研究生课业。我根据学习的理论知识，一边整理育儿日记，一边根据我记忆中马卡连柯的《爱的诗》，用我大女儿的真实生活故事，写出了《宝贝元元》书稿，请朋友们提意见。没有想到的是，连连受到朋友们的鼓励和好评。重庆的儿童文学作家张继楼、蒲华清首先写了溢美的感受，北师大的儿童文学理论家谭旭东愿意免费为该书写序，香港科学教育出版社总编司徒蓝方同意用繁体中文先印几百册试销。大家的厚爱给了我这个笨人信心和力量，于是，我又开始写小女儿的《宝贝昕昕》，并将我总结的亲子共读方法定名为“116”读书育儿工程：从孩子1岁时开始给孩子们念书，每天1次，坚持6年。我将两书合并为《我们家里的1001夜》。《宝贝昕昕》主角——已经成为插画师的小女黄辛，亲自为该书画了插图。在媒体的宣传下，国内的几家出版社也找上门来，有两家还签订了合同。可最后都迟迟未能出版。这时候，澳大利亚一陌生人打来长途电话，说他们愿意资助我推出简体中文版的书；在美国读研的公派留学生牟毅和在《父母必读》杂志任编辑刘国平，分别为该书写了精彩的导读；社科院的心里学专家、博导朱莉琪为《宝贝昕昕》写了序。她热情赞扬说：
　　“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学前教育，各自从其独特的视角来探索儿童内心活动的秘密。目前在国内众多育儿类书籍中，能将这三者融于一炉呈现给读者的并不多见……”
　　2011年底，几经曲折后，我的书终于赶在大女结婚前，在.江苏文艺出版社正式与读者见面了。次年2月，《我们家里的1001夜》获全国 “星光杯”感动中华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
　　2014年，“116”亲子共读的受益者——小女黄辛在北京丰台创办了公益性的“臻美儿童阅读馆”，继续接力推广以读书为主要内容的“116”工程，几年后得到专家、学者和报台媒体的关注，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重庆市以“逐梦他乡重庆人”栏目全媒体采访、报道了黄辛开办公益阅读馆的事迹。北京电视台、《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和《民生周刊》也先后报道了她的事迹。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黄辛的阅读推广方式与我的完全不同，除了直接向孩子们阅读有趣的故事外，她采取了自己独创的一套方法。那是根据她小时候自己最喜爱的读书与创作相结合的方法。黄辛从小喜欢画画，在读学前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出差三四天回来，她拿出4本“书”给我看，一本《语言》，一本《数学》，一本《常识》和《新闻》（我现在还保留着），文图并茂，像模像样，书后还有作者、校对、责编等等，但全是她一个人的名字。前3本是她根据学前班课本仿写的，后一本新闻是她自己像编故事那样编出来的。在编书的过程中，她一边读书寻找灵感，一边查阅资料补充自己知识的不足。现在她也用这个方法，从2014年底开始，在北京创办了一套自己编故事、自己画插图的原创图画书课程。学生们大都是五六岁的幼儿，通过二十多节课的培训和指导后，每个人都能完成一部同正规出版物相似的图画书。如今学生们已经完成了100多部作品，有的想象个奇特，有的绘画精美，多数作品受到儿童文学作家和画家赏识，一些作品获得全国奖项，黄辛希望能在纪念共产党成立百周年之际推出《中国幼儿自编自画的百部绘本》。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在过去的100年中，没有谁能在20多个课时内能让幼儿编绘出100部书来。即使是当今社会，也应该是一个奇迹！
　　幼儿大都喜欢涂鸦，涂鸦也是幼儿在学会写字前唯一的表达工具。他们一边画，一边想，往往会画出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东西。由于孩子们知识不足，在创作中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又会促进孩子们去查找资料，推动他们进一步阅读……
　　到此为止，经过三代人——老师给我读书、我给学生读书、我的女儿给居住地附近的孩子读书——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给“116”亲子共读工程打下了坚实基础。2016年9月1日，《重庆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把亲子阅读纳入“条例”之中。全国性的读书月活动也全面开展，这说明，我的个人梦与国家的复兴梦、强国梦是一致的。没有这个大前提，没有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我的梦也很难实现。现在我唯一的希望是，让“116”亲子共读工程在政府的倡导下，像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那样，尽快进入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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