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围绕“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就有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和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老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出的艰深命题，也是值得我们不断反思和探索的教育难题。纵观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从春秋战国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涌现出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早期大思想家到唐宋时期古诗词达到登峰造极之势，孕育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再到之后程朱理学、四大发明、四大名著等相继产生，历史上我国的大师层出不穷，涉及科技、教育、文学等众多领域，即使是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过程中，我国仍出现了像王国维、陈寅恪、鲁迅、蔡元培等这样的大师。可是反观当今社会发展现状，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进入世界第二阵营，但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稍显逊色，尤其在诺贝尔获奖者名单中更是鲜少有本土中国人出现，也许我们可能会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局面产生呢？曾经有外国学者研究发现，中国人的智商与犹太人不相上下，也就是说，智商不是导致中国人很少获得诺奖的主要原因，那么核心问题是什么呢？这段时间我认真拜读了付美榕教授的《为什么美国盛产大师》，书中表述通俗易懂，观点精辟入里，付教授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全面系统地考察了20世纪美国科技、企业与政坛顶尖人才的成才经历，探讨了20世纪美国顶尖人才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鲜明特征以及成才机制的形成方式，并且在解读美国精英制造机制的过程中反思了我国的差距，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建议。通过阅读思考和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我觉得“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个问题归根究底还是教育问题，而教育问题其实还需要依靠教育来解决。

一方面是早期教育，付美榕教授在谈论科技泰斗、商界巨子和政治领袖的过程中无一不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早期教育方面甚至微小的差别都会对孩子的未来发展产生放大效应”，父母的科学启蒙、言传身教或多或少都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在早期教育中注重对孩子独立意识、创造能力及科学价值观的培养和引导，将会对孩子今后的学习生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斯莫利曾说：“我对科学的兴趣有许多起源，首先是来自我的母亲……当我刚刚懂事时，我经常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通过母子间几百个小时的交谈，我头一次知道了阿基米德、伽利略、开普勒……”；被誉为实验物理之父的伊西多·拉比也曾谈到：“当我们放学时所有的母亲都会问她们的孩子在学校学了什么，我的母亲不同，她会问我今天在班上问了什么问题”。由此可见，就儿童的早期教育而言，家长或老师不是要求孩子学会多少知识，掌握多少技能，更重要的是使孩子拥有独立的思维方式，培养孩子的好奇心。美国传统文化认为不可以过分地娇惯孩子，所以美国的父母从小就让孩子去做家务，用自己的劳动换取零花钱，即使是生活相当富裕的家庭也是如此。而反观我国家庭的早期教育，很多父母过分溺爱孩子，想方设法达到孩子的各种要求，连简单家务都不要求孩子去做，渐渐地，孩子养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在学习方面，中国的大部分家长更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为许多家长的共识，父母们的“教育竞赛”从选择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他们驱策孩子学习各种特长，参加各类竞赛，互相攀比，但是却从未考虑过孩子的兴趣爱好，这反而会使孩子对学习产生厌恶和排斥，对其身心发展是很不利的。

早期教育奠定了个体生命发展的基础阶段和关键期，在孩子发展的早期，教育的引导价值是占绝对优势的。借鉴美国早期教育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比如学校和家庭应制定适合婴幼儿发展的保育和教育方案，着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思维和创造意识；家长要自觉接受培训与指导，纠正错误的教育理念，为婴幼儿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以促进其各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应该参与到对婴幼儿的早期教育中，“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应开展相关的调研，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转变早教工作市场化的倾向，增强早期教育的福利性、普惠性、科学性、规范性”。

另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在美国，正规教育对向上流动的重要性被普遍认同，因此，各行各业的高职位统统由高学历者占据”，由此可见，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培养顶尖人才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界各国大学排名前五十所中美国就拥三分之二，美国高等教育在院校规模、师资力量、研究成果、课程质量等方面都占据着绝对优势，美国人所秉持的教育立国、自由竞争、实用主义与普及教育等教育理念体现在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始终注意到利用移民政策吸引外国人才、为美国社会发展服务的重要性，这导致各个国家的尖端人才被美国高等教育所吸收，他们创造出的科研成果也被贴上美国标签。那么，美国的高等教育为何会有如此大的魅力？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国的教育理念是其高等教育成功的秘诀之一，美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国家的最高标准和统一的模式，各个大学拥有自主的办学方针和办学特色，自由竞争也是美国大学不断进步的驱动力；其次是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美国顶尖大学对学生不只看学业成绩与考试分数，他们更注重发展学生其他方面的能力和潜力，美国的大学在基础教育阶段普遍开设包罗万象的通识教育课程，此外一些特色教育比如法律教育、创业教育等的发展也卓有成效，同时他们还采用小型研讨班教学法，这些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然后是“名师出高徒”，大师们恪守严格的学术标准，始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弟子们树立典范，他们向学生传递着从事科学研究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另外，富有吸引力、感召力与凝聚力的研究团队也是美国科研方面的优势所在；最后是慈善基金机制，校友、慈善家、各种捐赠会、基金会以及其他组织不断地向大学慷慨捐助，并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和传统，这使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精英大学变得富可敌国。

而我国的高等教育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在如何更好地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尖端人才方面还面临很大的挑战。从管理机制来看，高校的自主性不强，缺乏竞争意识，日常事务按部就班，难以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创新思维；从课程设置来看，通识教育课程的开展有很大局限，如考核评价的形式单一、教师教学方式刻板不灵活、学习氛围欠缺等，通识教育是可以“塑造有教养的心智，精致的品味，正直的、公平的和冷静的头脑，以及生活行为中的高贵而又有理性的姿态”，通过通识教育可以学会思考、推理、比较、鉴别和分析，提高审美趣味，形成独立的判断力和深邃的思想见解，相信通识教育必将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目标和趋势；从师生状况来看，我国高校的一些导师忙于评职称、赚外快，缺少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许多高校学生缺乏主动学习的动机，掌握知识仅仅是为了获得文凭和找到好工作。总而言之，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一种浮躁和功利的学术氛围，而在这种情况下顶尖人才是很难培养成功的，如何更好地使高校去行政化和师生去功利化，相信这应该是我国高等教育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

近年来，我们国家一直提倡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创业教育、特殊教育……努力从多个方面促进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高校发展也从之前盲目地迷信“985”、“211”转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全国范围内基本已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另外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报告的具体内容指向明确、要求具体、切中要害……这种种变化都说明我国正在致力于转变教育发展方式，调整教育管理体制，并朝着国际化、科学化、全民化、精英化稳步迈进，相信教育强国必将托起明天的希望，而大师的培养也将指日可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师”的崛起，任重而道远。